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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打假人

寒冬來了。王海說,他的最終目標是要讓每位消費者都相當于一位職業打假人。

  • 時間:2016-1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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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13日,北京朝陽一座寫字樓的會議室,清一色深色大衣,在不引人注目的角落,可見幾副墨鏡和幾頂壓住額頭的帽子。


“各位都是社會上的人精,但從今往后,請千萬不要告訴別人,你是職業打假人。”這是一堂消費者維權培訓課,一位第三方質檢機構的“大牛”對著臺下的“新生代職業打假人”發出提醒。


如果說上世紀90年代《消法》出臺讓“王海們”從機遇巖縫里鉆出嫩芽,2014年新修訂版《消法》中懲罰性賠償力度加大讓這一特殊職業迎來暖春,那么,2016年是否會成為其迅速轉入寒冬的拐點?


今年11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送審稿)》在國務院法制辦公室官方網站上公開征求意見。其中第二條為“消費者為生活消費需要而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其權益受本條例保護。但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組織以牟利為目的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不適用本條例”。這意味著,“雙十一”短暫的狂歡之后,中國職業打假人或將遭遇重創。  



公益“樂子”?


8天前,43歲的王海過了他人生中第8個“雙十一”。


那天,他習慣性選擇了咖啡館最偏僻的角落坐定,黑色帽子沒有摘。眼神像精明的主婦,透過淺茶褐色的眼鏡片,盯著自己超大的手機屏幕,在購物車中勾選各種降價保健品、肉類。


一如既往,他要挑那些“可能是壞的”商品。被問到為何挑選肉類、保健品時,他的回答很簡單:“食品、保健品是十倍賠付,索賠額高。”


這是王海和他的30多人打假團隊醞釀整半年的電商打假行動。他說:“下半年一直在悄悄買,‘雙十一’可以多買一些。”


那兩天,王海團隊進了20萬元的貨,之前已購80萬元。依舊,堅持不買10件以上的同一商品。


這是出于商家對職業打假人的警惕,多購買者容易被封號,拒不發貨。


“雙十一,我沒有外界想的那么忙碌,因為一切已經導演好。”王海預估,團隊凈利潤將在200萬元左右。


2009年,王海正式介入互聯網打假。2014年,他團隊中打假訴訟最好的律師被挖走。王海評價:“他干得不錯,不過是換了陣營而已。”


輕描淡寫之下,像是說無足輕重的小事。王海這兩年在北京天津南京深圳都有公司,主營業務從貿易到知識產權保護再到物業服務,收入已超出他這個純屬自留地的打假團隊。


王海說自己把電商打假的門道給摸透了——任何一個商品門類,輸入電商平臺的搜索框,就取排名前十的賣家。理由簡單,“大魚打不盡,無暇顧及小魚小蝦”。


“打假第一人”告訴記者:“無論我們把互聯網打假做得多極致,都是在找樂子玩票,屬于公益。現在網購火,各種實踐也要配套,以此推動國家對于消費者網絡維權的進一步立法。”


王海的職業生涯開端就是“法律下的蛋”。199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簡稱《消法》)出臺,其中第49條明確“退一賠一”。


1995年,王海留意到這一點。索賠利潤驅使他走進北京隆福大廈,花170元在商場買了兩副盜版索尼耳機,后追加10副,最終在各路媒體的“幫助”下,獲得“退一賠一”的賠償。


《消法》導入懲罰性賠償機制,間接催生了一個新的工種———職業打假人。


21年后,王海在微博上寫下一句:“以賺錢為手段,以打假為目的。”王海說很多人沒明白,以為他說反了。


他越來越顧及“面兒”上的道理,在經常用來宣講的演示稿上,他寫著:“打擊過期食品倒逼超市升級進銷存系統;促進官辦消費者協會發布警示信息及觀點、提升產品質量、倒逼產業升級……”


王海說,他的最終目標,是要讓每位消費者都相當于一位職業打假人。


圈里人也說王海這兩年變了。如今,同行出事,他會找專家發聲“營救”。王海強調:“我是從建設者的角度來推動《消法》進步。”


采訪當天,他還約了兩位剛入行的年輕人見面。他們都是2014年后國家法律對于懲罰性賠償的力度加大后,像潮水一樣涌入的新生代職業打假人。



課堂“圈子”


11月13日,一堂由某律師事務所發起的消費者維權培訓課上,聞風而來的,是100多名全國各地的職業打假。兩位慕名而來見王海的年輕人,也在其中。


將“打假”換成“維權”,臺上傳授“稱謂規避”,臺下的人開始鼓掌。


這堂課主要內容是食品檢測。封樣、備份、送檢、告知、異議、復檢,當有的步驟被主講人匆匆帶過時,臺下立馬出現追問聲,刨根究底,記下細節。


“這個行業和任何行業一樣,尊重專業度高的人士。”學員黃決(化名)告訴記者。


90后黃決從2014年起在深圳打假,主攻的門類是線上電子產品。他的6人團隊,在打假線索和資金上全方位合作,分工極明確。


早在組建團隊的時候,黃決就和其他人約法三章——“做這一行,雖然沒啥贊譽,但請自覺遵守法律的底線。”黃決說,職業維權人的口碑和德行是為了更長久生存,為了更大的贏面。


現在黃決他們也做一些公益的事,比如發現哪種家電有安全隱患,還沒等訴訟,就會先把團隊的檢測結果上傳微博,不管此舉會不會惹來競爭者的抄襲。


這種類公司化的操作,在職業打假隊伍中并不少見。聽課的小崔(化名),是一位洛陽紡織品打假團隊的技術人員,此前工作正是紡織品檢測。他的團隊里有業務拓展、技術、法務,設置齊全;也有簡單的檢測儀器,檢測后存在可疑的商品會被送到鄭州的國家級第三方紡織品質量檢測機構。


如今,這個團隊也有了辦培訓班來培養相關領域職業維權人的想法。


課堂內外,學員口中出現頻次最高的網站,是中國裁判文書網。在這個網站上,用某職業維權人姓名搜索出來的案件頻數和涉案金額,是其“專業度”最好的明證,也是圈內看人的最快捷辦法。


讓學員侯林(化名)最為欽佩的是一位1995年出生的職業維權人。她因淘寶賣家竟寄來無貨空箱而開始了維權之路。“每次上庭,她都會手提一個皮質公文包,長風衣隨著步履甩向半空。”課堂上,被津津樂道的總是這樣帶著神秘色彩的例子。


培訓班結束前,中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學研究會副秘書長周罡問臺下:“咱們職業維權人總是說自己是消費者,那我們是不是能夠真的將心比心想一想,消費者的訴求到底是在哪里?能不能真的站在消費者的角度去做好代言?如果真能想明白,這個行業就不害怕所謂的寒冬了。”


身為組織者之一的周罡直言,具專業提升意識的職業打假人尚為少數。

“雙十一”過后,王海天津公司倉庫里堆滿了新買的商品。王海 供圖


王海不怎么稱呼自己是職業打假人,說起同行,常常是用“消費者”簡單帶過。


被問到如何描繪中國職業打假人的群體肖像時,他趕忙搖頭,“職業打假人就是消費者,消費者的概念幾乎等于中國人,你想一下,中國人還不是好的、次的都有?”


“有些人,配叫職業打假人嗎?一顆老鼠屎毀了一鍋粥。”實打實掏出50多萬元買海參做保健品檢測的諸葛橙(化名)一提起業內濫竽充數者,就有一種不愿相提并論的憤慨。


小黃是浙江某縣工商局12315投訴舉報中心的基層工作人員,他透露:近年接到的消費者維權電話驟然上升,而這些投訴案中,很多僅僅是為了鉆法律的空子。


“廠家搬家了,但吊牌上沒有改過來,一紙訴狀就寄來,你受理還是不受理?”這是小黃時常面臨的尷尬局面。


大批“吹毛求疵者”的涌入,小黃清楚記得,是從2014年開始的。那一年的3月15日,消法修訂案第五十五條規定退一賠三,且增加賠償的金額不足500元的,以500元保底。當年,縣里投訴案件從原來的一年不到10件上漲到100多件。2015年,上升到200多件。同年9月1日,新版《中華人民共和國廣告法》執行,廣告語中極限用語的處罰為罰款20萬元起;10月1日,修訂后的《食品安全法》在民事賠償方面,將1000元作為賠償最低額度。


今年,投訴案件的數量扶搖直升到610多件。在小黃看來,只有10%是“真正用本事”的專業性打假。


這兩年的拉鋸戰中,小黃這些基層工作人員給“吹毛求疵者”發明了一個非正式稱呼——“職業索賠人”。區別于從產品質量源頭找問題的“職業打假人”。


“其實,如果我們收到的是職業打假人提供的證據,還是支持的,內容翔實能夠幫助我們辦案。怕就怕職業索賠人,一地雞毛。”小黃交底。


同樣的職業打假人生態,也顯現在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博士后張建肖提供的數據里:據某直轄市12315平臺近5年對投訴舉報事項分布的統計,“包裝標簽標識”問題投訴量最大,比如商家使用了“頂級”“無與倫比”等,占全部投訴舉報的38%;而涉及“假冒偽劣”的案件僅252宗,僅占0.22%。張建肖告訴記者:進一步分析后發現,職業打假人選擇潛在投訴對象的標準,不是造假的程度與潛在危害性,而是發現成本的高低和投訴成功率的大小。


職業打假人也打響了自己的名譽保衛戰。


9月24日,2016年國家司法考試第一個科目剛結束,在職業打假圈中有著“北王海、南葉光”之稱的葉光接到一個興沖沖的電話——“葉老師,咱們的橄欖調和油維權案件,被寫進司法考試的多項選擇題了!”


此類僅含少量橄欖油成分的調和油,售價卻高于其它同類調和油一倍的案例,已非新鮮事,但市場上屢禁不止。


今年端午,經葉光倡導,成都杭州武漢昆明等8個城市的100多名職業打假人挺進各大超市,購買調和油總計逾100萬元,共策劃了上百起的訴訟和投訴。


葉光公開了他的打假全程,包括訴狀、勝訴判決書、行政處罰書。他說,此舉不為掙錢,意在讓消費者都能照著方法維權。他要爭口氣,在眾說紛紜之時,給職業打假人掙面子。


職業打假人的面子究竟是什么?王海年逾花甲的徒弟劉殿林給記者舉了個例子。他的手機后5位,是12315。這是廣東移動一位前負責人給的號碼。正是這種小事,讓劉殿林從來不會怠慢打假這件“需要用良心支撐”的事。



未來“路子”


王海早幾年就已關掉自己的打假網站,因為“賠本”


但電話打假熱線,他沒忍心撇下,因為這是“一個時代打假的標志”。熱線電話的數量,已從上世紀90年代末的每天近100個驟降到現在的十幾個。


他始終記得一件往事:1995年,中消協的貫徹消法座談會上,《消法》主要起草人之一的何山在會上說:看來消法貫徹得不好,一年多了,為什么還沒有人出來買假貨?


有些著急的何山,1996年,在北京花2900元購買兩幅假冒的徐悲鴻奔馬圖,訴到法院,獲得5800元賠償。賠償中的加倍部分捐給了中國消費者協會,作為打假基金。


這被稱為“全國首例疑假買假訴訟案”


與記者見面時,老人明確說:“我從1993年就開始了對于假一賠十的懲罰性賠償的探索。從目前的市場環境來看,職業打假人隊伍還是要壯大、發展,同時也要規范和引導。


王海在采訪中也多次提出疑問:“打假的專業性需求那么高,成本和耗費精力也大,除了專業從事打假行業的,普通消費者真的有能力和意愿去與商家抗衡嗎?”


而今,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送審稿)》中對職業打假人這一身份的約束性條件提出,職業打假人這個群體不得不駐足思量。


針對輿論中職業打假人“浪費行政資源”的觀點,周罡認為,第一步應該是思考如何用法律手段來規避這個問題、約束這類行為,而不是一棍子打死,“我們不妨問自己,目前中國市場制假售假、欺詐消費者的情況是否得到了明顯改善?職業打假人是否完成了歷史使命?”


對于送審稿將來通過之后的實施效果,國家行政學院法學部副教授張效羽預測:“從這一條例執行的優勢來說,起碼減少了基層執法部門因為職業打假人為追求賠償而帶來的案件爆發的情況,打著職業打假幌子卻對中小型商家敲詐勒索的風險也將會降低很多;但從負面影響來說,職業打假的成本大幅增加,這將影響目前一些真正做著市場清道夫工作的職業打假的積極性。”


兩年前就吵嚷著要退休的劉殿林,直至現在也沒從打假一線退下。他說:“不光是為了錢。”


他的職業打假生涯,聚焦過假藥工廠。“膠囊衣里是淀粉,能吃飽,不能治病。”他很心痛。假藥銷毀的時候,堆滿了30多平方米的院子,堆了半米高。


在黃決的圈子里,這幾個月陸續約有50位逃離深圳的同行。他會把撤退的人清除出自己的微信通訊錄,因為他覺得他們不是真正意義的職業打假人。真正的職業打假人,即使寒冬來了,也沒有什么好怕——因為一直在做對的事情,即使并非出于純粹的正義。

                                                                                                                                     (本文來源于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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